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历史性、周期性、国际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既有历史因素导致的“路径依赖”，也有国际限制带来的“低端锁定”。

（一）传统路径依赖

产业转型升级所必需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往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会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技术引进模仿，实现了总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并确立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沉淀成本、规模经济和既得利益的作用，长期引进模仿的技术进步“捷径”，造成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技术创新的意愿和动力不足， 影响生产效率提升。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以“选马”为特征的产业政策，造成一些企业形成保护或补贴依赖，并为行业强势企业所维护，这种制度路径依赖造成产业升级的活力和动力不足。

（二）市场需求减弱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叠加，需求抑制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从国际看，尽管外需减弱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定倒逼压力，但由此产生的贸易保护、知识产品壁垒等，不仅影响我国传统产品同时也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需求冲击的“快变量”与转型升级的“慢变量”，造成许多中小企业来不及转型就纷纷倒闭； 从国内看，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下滑，消费支出高速增长态势已经开始放缓，中高端消费和服务支出增长受到一定抑制，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有所弱化。

（三）虚拟经济挤压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二者关系处理不好， 就会形成挤出和排斥效应。近年来各国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反思和启示之一，是认识并着手处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危害。近年来，我国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呈现过度繁荣和膨胀态势，导致产业资本和要素大量涌向房地产、金融业，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也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据《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年度报告（2016-2017）》数据，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的比例从2011年的71.5%下降至2015年的66.1%，同时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 倍上升到2.03倍。

（四）外部限制封锁

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处于同一窗口期，比较优势和竞合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围绕产业链中高端、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正面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为实现振兴制造业的目标，保护本国就业、维护本国企业利益，对我的国际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影响加深，围绕我国出口产品、高技术产品进口和对外并购的争端明显增多，涉及范围从传统产业、传统产品向新兴产业、高技术产品蔓延，导致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全球供应链布局难度加大， 挤压我国产业增长和升级空间。例如，2016年美国商务部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对中兴公司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清华紫光收购西部数据（WD）遭遇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阻止而流产；2017年，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以12亿美元收购速汇金（MoneyGram）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