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外需拉动和规模扩张，尚未从根本上摆脱数量增长型模式， 产出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产出规模增速与增加值增速不匹配，整体质量水平不高。
（一）供给结构不尽合理，供需难以在时空上实现动态平衡
近年来，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持续调整，总体符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般规律，但产业之间的融合性、产业链环节的协调性并没有明显提升，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匹配度不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主要表现为“三个结构性失衡”：
一是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制造业大而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高技术产业和消费升级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基础不稳固，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服务业整体层次和发展水平偏低，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占比不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基础依然薄弱，比较效益偏低， 阶段性供过于求和高品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
二是工业与服务业结构失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总体与工业化后期阶段相适应，基本上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规律进行。到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至51.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降至40.5%。但是，由于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业比重上升过程中我国整体经济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和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导致产业结构存在潜在的“逆库兹涅茨化”趋势。
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合理的适配度，是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虚拟经济增长过快，实体经济发展缓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创新要素和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潜能，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二）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不高，创新尚未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主动力
纵观发达国家发展进程，在经济起飞阶段，大多数国家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跃升更高阶段后，基本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但产业发展仍主要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还不是效率源泉的主体。存在两方面突出表现：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在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升，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变化，部门之间要素重新配置效率对增长的驱动力不断减弱；同时，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不高，部门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也难以有根本上的提升，生产技术效率改善不快， 导致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速开始持续下降，贡献不断下降。据陆旸（2016）测算，200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约为7.24%， 2008年开始全要素增长率下降到不足3%，近年来增长率几乎不足0.5%，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有5%左右。
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不协调。当前我国在赶超阶段形成的“干中学”式模仿型技术创新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多挑战，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尚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仍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紧，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不够。同时，产业发展与现代金融不协同，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金融产品创造及金融市场运行逐渐远离实体经济基础，大宗商品市场全面“类金融化”，干扰了实体经济正常运行（李扬，2017）。此外，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不协同，通用和专用人力资本积累不够，人才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力资本配置与技术追赶、产业转型和大国竞争的需要尚不适应。
（三）产业发展效益不高，处于国际价值链中低端和非核心地位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形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但产业整体处于国际价值链底部，不仅传统产业效益不高，部分新兴产业仍在继续走“搞组装、重规模”的老路，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现象，陷入“低端嵌入”困境。一方面，整体产出效率不高。产出规模增速与增加值增速不匹配，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率不高。以工业为例，“十一五”期间，我国平均工业增加值率为25.6%，2014年下降至23%，低于发达国家35%—40% 的水平。2014年，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为26%，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7%）相当， 相比而言，美国制造业投资占GDP 的比重仅2.9%，创造的增加值却占到GDP的12%（黄汉权，2017）。另一方面，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国许多制造业企业仍以“代工”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垂直分工”地位偏弱，产品附加值不高，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市场竞争力不强。据OECD估算（李迅雷，2017），我国出口总值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国家分别达到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
